讀曹君直《箋經室遺集》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；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刊載於《中國經學》第十八輯，2016年6月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初三日丁巳
耶穌2016年12月1日
一、序說
曹元忠（字夔一，號君直，晚號淩波居士），江蘇吳縣人，生于光緒四年（1865），卒于平易近國十二年（1923），享年五十有九。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舉人，官至內閣侍讀學士。是集為吳縣王欣夫丈（年夜隆）編次，凡二十卷，文十六卷，詩四卷，平易近國辛巳（1941）付梓本。卷首有婁縣錢同壽（復初）、如臯冒廣生（鶴亭）二敍，君直從弟元弼（叔彥）所撰〈家傳〉，并遺象一幀及吳興劉丈翰怡（承干）所為象贊。
君直幼穎悟，年十三，從名儒管禮耕（申季）學，“依據師授，研核訓詁，考詳典章”。光緒十年，“以第一人補博士門生”，為督學瑞安黃體芳（漱蘭）所賞，“咨送南菁書院肄業，從定海黃元同師以周受《詩》《禮》群經，篤志進修，沉思研精。每考一義，必博稽群書，通貫流源，沉潛重複古經師訓義，不以己意穿求崖穴，往往積古霾晦之義，豁然復明，蓋所謂好學沉思，心知其意者”。歷任江蘇學政，如王先謙（益吾）、楊頤（蓉浦）、溥良（玉岑）皆重其學，“以其文刊進《江蘇試牘》、《南菁書院課藝》”。光緒三十四年，立禮學館，修《年夜清通禮》。君直為溥玉岑所奏派，任纂修，“規劃條例，聘請師儒，悉咨訪焉”。因薦林頤山（晉霞）、張聞遠（錫恭）、錢復初、曹叔彥四人。叔彥以“蘇鄂存古學堂事，未能進京”（按：光緒三十三年，張之洞改武昌經心書院為存古學堂，以保留國粹，后江蘇、四川、廣東諸省皆設立）， “林、張、錢三君并進館為纂修”。君直于館中“著《禮議》數十篇，聞遠亦著《芻議》若干篇”。歷三年，《通禮》成，未及奏上而反動作，事遂寢。后翰怡丈以《禮議》刊進《求恕齋叢書》，行于世。
欣夫丈承其師叔彥命，裒集君直遺書，歷十數年之久， 分其類為八，曰經術，曰考訂，曰校勘，曰輯佚，曰厤算，曰醫方，曰樂律，曰詞章。君直同年冒鶴亭敍曰：
君既為禮學館纂修官，又邃于禮經，目擊世教淩夷，邪說方盛，文武之道將墜于地，以為亂之所生，惟禮可以已之，冀得假手，起行其學。凡所條議，皆系乎綱常名教之年夜。又駁新刑律之害于倫理者凡數事。今集中所存，以在館時撰進文字為獨多，然其精者在《禮議》中。書既成，未及上而政變，而君亦僅僅以空言垂后世，悲夫！
鶴亭又謂，其三《禮》之學得之于黃元同、管申季兩師長教師，校讎目錄之學得之于江陰繆藝風（荃孫），醫學、詞章之學，則受之于其尊人實甫（毓秀）。
玆不揣淺陋，就管見之所及，分禮議、經學二端，于君直師長教師之學略作論述，以就教于高超。
二、禮議
有清末造，列強交逼，國脈陵夷，非厲行變法，實缺乏以圖存。庚子拳亂，京師淪陷，兩宮西奔，幾至不國。次年，太后乃一反戊戌變政后之所為，下詔維新，其年夜綱有二：“一則舊章本善，奉行已久，弊竇叢生。法當規復先制，認真收拾。一則中法所無，宜參用西法，以期漸致富強。法當屏除成見，擇善而從。”五、六月間，兩湖總督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，合上變法三疏：“論中國積弱不振之故，宜變通者十二事，宜采西法者十一事。于是停捐納，往書吏，考差役，恤刑獄，籌八旗生計，裁屯衛，汰綠營，定礦律、商律、路律、交涉律，行銀圓，取印花稅，擴郵政。其尤著者，則設學堂，停科舉，獎游學，皆次序遞次行焉。”
光緒二十八年，“直隸總督袁世凱、兩江總督劉坤一、湖廣總督張之洞聚會場地，會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、出使american年夜臣伍廷芳修訂法令，兼取中西”。三十三年，“更命侍郎俞廉三與沈家本具充修訂法令年夜臣。沈家本等乃征集館員，分科纂輯，并聘請東西各國之博士律師，借備顧問”。 是年四月，“伍廷芳、沈家本奏呈平易近事、刑事、訴訟法”，謂japan(日本)“于明治二十三年間，先后頒行平易近事、刑事、訴訟等法，卒使各國僑平易近，歸其鈐束，借以挽回法權。推原其故，未始不由于裁判、訴訟，咸得其平”。 如《清史稿•刑法志》所謂，“爾時所以急于改造者，亦曰取法東西列強，借以發出領事裁判權也”。
其時朝臣中頗有人焉，以綱常倫理為中華立國之本，不成背離。張之洞即為此中之一人。當“朝士日議變法，廢時文，改試策論”1對1教學之際，之洞言曰：“廢時文，非廢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也，故文體必正，命題之意必嚴。否則國家重教之旨不顯，必致不讀經文，背道忘本聚會場地，非細故也。” 光緒二十八年，之洞“充經濟特科閱卷年夜臣，編纂年夜學堂章程……書成，奏上之，并言立學主旨，均以忠孝為本，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，俾學生心術一歸純正，而后以西學瀹其智識，練其藝能，務期改日成績，各適實用。”
光緒三十二年三月，學部奏請宣示教導主旨，標舉五端，曰忠君，曰尊孔，曰尚公，曰尚武，曰尚實。有云：“自歐美學說，流播中國，學者往往誤認謂西人主進化而不主守舊，事事欲舍其舊而新是圖。不知所謂進化者，乃擴其所未知未能，而補其所未完未備。不主守舊者，乃軌制文為之代有變更，而非年夜經年夜法之概事放棄。狂謬之徒，誤會主旨，乃敢輕視圣教，夷棄倫紀，真所謂年夜惑矣。各國教導，必與本國言語文字，歷史風俗宗教，而尊敬之，保全之，故其學堂皆有禮教國教之實。” 是亦之洞之意也。
光緒三十三年六月，禮部奏陳設立禮學館，疏進，上諭云：“現在學禮、賓禮、軍禮，既應因時制宜，即平易近間喪祭、冠婚、器物、輿服，亦應一概厘正……該部堂官，務當統率在館人員，參酌古今，詢查風俗，調和至當，俾人人共納于軌物之中。”于是法令修訂館與禮學館，一新一舊，同時并設。清廷之意，實在調和：欲自立于當代，與列強相競，不成不趨新；欲長治久安，又不成不維持倫紀。
君直為禮部代撰禮學館籌辦大要情況一疏，有云：
天秩天敍，上系朝章；士冠士昏，下關風俗。章志貞教，自古為昭。特晚近以來，習于繁文而未返簡易，狃于末節而轉掉來源根基，不知勝之則離，減之則進，欲謀守舊，端在擇精。蓋以圣賢制禮之特別，不過修身踐言之善行。是故《王制》、《殷禮》，既言一品德以同俗；《司徒》、《周官》，亦云防平易近偽而教中。世道人心，維系至重……是以厘定之指，務在簡明；經始之初，不厭詳審。
“厘定務在簡明，經始不厭詳審”，君直修禮，奉此二語為準。因主廢禮、新禮，當并列于禮書，曰：“蓋廢禮為所損，新禮為所益，列廢禮、新禮，即孔子所謂‘殷因夏禮，周因殷禮，所損益可知’之意也。”按：此亦即孔子不欲往告朔餼羊之意也。禮學館諸公之苦心孤詣，即此而可見。
有御史史履晉者，奏上一折，謂禮學館宜專派年夜臣治理，與法令館匯同商訂。君直代撰禮學館駁議，謂：“古之制治，以禮為本……禮者，當舉全國之人，無貴無賤，而盡納于軌物之中，與法令一門僅制止其非理行為者，其范圍之廣狹，固自分歧，即其修訂之條目，諸多歧異。該御史所請禮學館會同修律年夜臣詳細商訂一節，揆諸情事，似多窒礙”。禮、刑二事，一為本，一為末；“一防于已然，一禁于已然”；“道齊之效，雖有等差，弼教明刑，理實一貫”。然“近日修訂法令年夜臣，多采外國法令，于中國禮教，誠難免有相妨之處”。因請“敕下學部，擇其有關禮教倫紀之條，隨時咨會法部暨修律年夜臣，虛衷商搉，務期宜于今而仍不背于古”。按：所謂古今，實則中西，一主保留中華之舊禮，一重適應歐美之新規。此法令、澧學二館之所以歧趨也。
光緒三十二年，“法令館撰上《刑平易近訴訟律》，酌個人空間取英、美陪審軌制。各督撫多議其窒礙，遂寢”。次年，“復先后奏上《新刑律草案》”，總則十七章，分則三十六章，凡三百八十七條，“經憲政編查館奏交部院及疆臣核議，簽駁者眾”。宣統元年，“沈家本等匯集各說，復奏進《修改草案》”。江蘇提學使勞乃宣上書憲政編查館，謂此修正法令，“義關倫常諸條，未依舊律修進。但于〈附則〉稱中國宗教遵孔，以綱常禮教為重。如律中十惡親屬容隱，干名犯義，存留養親，及親屬相奸、相盜、相毆，發冢犯奸各條，不便蔑棄。中國人有犯以上各罪，應仍依舊，別輯單行法，以昭懲創”。乃駁曰：“修訂新律，本為籌備立憲，統一法權。凡中國人及在中國棲身之外國人，皆應服從統一法令。是此法令，本當以治中國人為主。今乃依舊律別輯中國人單行法，是視此新刑律專為外國人而設矣。本末顛倒，莫此為甚。”又曰：“今中國修訂刑律，乃謂為發出領事裁判權，必盡舍固有之禮教風俗，逐一臨摹外國。則同乎此國者，彼國有違言，同乎彼國者，此國又相反，是必窮之道也。”要之，新刑律之弊，“在離法令與品德教化而二之，視法令為全無關于品德教化，故一意臨摹外國，而于舊律義關倫常諸條，棄之如遺”矣。按：所謂中西之爭，簡言之，即一則以法令為禮教之輔，一則視法令與品德無關。
君直之旨，一如乃宣共享空間。 其論新纂刑律分則草案，以為輕重掉宜，有違禮教。謂“分則草案于各項罪刑，纖悉咸具，獨至殺害祖怙恃、怙恃及期功親屬，乃僅見于二十五章關于殺傷條內之三百節至三百十一節，不唯弒逆年夜惡與殺傷平人略無區別，而前后數條復與尋常各罪犯交互錯出，尤足令亂臣賊子生心，以為祖孫父子一切同等，固法令所公認也”。其言之激切，尤甚于乃宣。然于訂律年夜臣發出治外法權之專心，則頗能清楚。云：“我中國現欲發出治外法權，則訂定刑律，原兼外國而言，不便再改其專治中國。前據法令年夜臣原奏，既稱謀反年夜逆及謀殺祖怙恃、怙恃等條，尚當別輯專例通行。應請飭下該年夜臣速即編輯單行刑律，奏定實施。”
然于合訂禮書、憲法，則期期以為不成。光緒三十三年七月，都察院代奏舉人陳焯呈請合訂禮法以立憲政，有“修訂禮書即參訂憲法，互助為理，且擇善而從”等語，君直以為，“為此言者，非惟不知禮也，抑且不知憲法熟甚”。曰：“今所謂憲法者，就英、法語言之，猶言政治法耳。自japan(日本)譯其書，筆授者迺取《周禮》傅合之，曰憲法。殊不知《周禮》‘憲法’專屬刑禁。〈秋官•布憲〉：‘掌憲邦之刑禁。正月之吉，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。’注云：‘憲，表也，謂縣之也。刑禁者，國之五刑，所以擺佈刑罰。’”復舉《管子•立政篇》、《戰國策》安陵君之言、《禮記•檀弓》邾婁定公所云，謂“明是憲法專屬刑禁，后世猶以刑部為憲部，是其確證”。結云：“然則《周禮》憲法既屬刑禁，與禮無涉。今之憲法并非《周禮》所謂憲法，與禮更無涉矣。尚何禮書、憲法合訂之有哉？”意謂：今所謂憲法者，政治法耳。政與刑為一類，禮與德為一類；所謂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平易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”。禮者，納高低于軌物之中，非僅政治，乃就全社會而言者。故禮教學場地可統攝憲法，憲法焉能與禮并立哉？
光緒三十三年玄月，沈家本奏訂刑律總則草案樂成，疏中有“刪除比附”之議，引《周禮》〈年夜司寇〉、〈小司寇〉、〈舞蹈教室士師〉之文，以為“誠以法者，與平易近共信之物，故不憚反復申告，務使椎魯相互警誡，實律無正條不處罰之明證”。謂“比附”之始，在漢初，“高帝詔獄疑者，廷尉不克不及決，謹具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”，“僅限之于疑獄罷了”。“至隋著為定規，即《唐律》‘出罪者舉重以明輕，進罪者舉輕以明重’是也。”唐高宗時，“趙冬曦曾上書痛論其非，且曰‘逝世生罔由于法令，輕重必因乎愛憎，受罰者不知其然，舉事者不知其法’。誠為不刊之論。況定規之旨，與立憲尤為牴牾。立憲之國，立法、司法、行政，三權鼎立。若許司法者以類似之文，致人以罰，是司法而兼立法矣，其弊一。人之嚴酷慈愛，各隨稟賦而異，因律無正條而任其比附，輕重偏倚，轉使審判不克不及統一，其弊又一”。按：《唐律》“出罪”、“進罪”之條，其旨在于輕刑。 家本所以反對比附之依據，可括為兩端：一為法令條文須明確，與平易近共信，審判須統一，不成肆意輕重。二為司法與立法，當界線清楚，若許司法者比附輕重，乃司法而侵立法之權，有違三權分立之旨。
君直于此議論，年夜不以為然，因撰〈駁刑律刪除比附議〉二篇以斥之。上篇謂草案引趙冬曦言以責比附之非，而不知“《唐律》所言，乃禮家舊說”。《禮記•王制》于疑獄云：“必察鉅細之比以成之。”此為“年夜司寇聽訟用比附之證”。〈王制〉又云：“附從輕，赦從重。”“赦從重”者，即所謂“出罪舉重以明輕”也。“附從輕”者，即所謂“進罪舉輕以明重”也。冬曦所言，與此“禮家精義”相1對1教學違。冬曦又謂隋時奸臣是以“出罪”、“進罪”一語，“而廢條目數百”。據《舊唐書•刑法志》，永徽六年七月，左仆射于志寧對高宗曰：“舊律多比附，斷事乃稍難解，科條極眾，數至三千。隋日再定，惟留五百，以事類類似者，比附科斷。本日所定，便是參取隋律修易。條章既少，極成省便。”可見“隋時減少，正所以絕比附之弊”。冬曦“乃轉以以簡馭繁為非”，與律家之說，亦“相拂戾”。實乃兩無所據。君直又謂，草案“刪除比附，謂于各刑裁奪高低之限，憑審判官臨時審定也”。然其“所謂臨時審定者，即分則各章中所謂，‘其處分輕重，悉由審判官按情而定’”。而《唐律》亦有此法，載〈雜律篇〉“諸不應得為而為之者”條。《疏議》云：“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，若不輕重相明，無文可以比附。臨時取斷，量情為罪，庶補遺闕，故立此條。”（按：原文見《唐律疏議》卷二十七，頁522）君直故曰：“必待無文可以比附，始用此律。其用此律也，又必罪之輕者，至于笞杖而止。若其重者，惟人主偶行之。”復曰：
草案欲以量情科罪，刪除比附，猶可也。所不成者，則為總則第二章“凡律例無正條家教者，不論何種行為，不得為罪”之律。夫“不論何種行為而律例無正條者”，莫如《漢書•王尊傳》之美陽男子乞假子不孝，曰：“兒常以我為妻。”設斷此獄，能以律無正條而不為罪乎？又莫如《承平御覽》所引崔鴻《前涼錄》之武威姑臧平易近白興“以女為妻，以妻為婢，為女給使”。設斷此獄，能以律無正條而不為罪乎？若不為罪，是無刑律也；為罪，又律無正條也。當此之時，恐起冬曦而問之，雖欲不比附也，不成得矣。何如執冬曦之言，以比附為隋臣侮法之制，亟欲往之？
按：執此二例以為證，在當時中國平易近情禮俗下，固無可辯駁也。可見君直之力主比附不成刪除，其依據正在禮教，而此所謂禮，即人人務須遵照之基礎行為準則，維持社會正常運作所不成或缺者也。
《論語•學而》載有子之言曰：“正人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”楊樹達釋云：
愛親，孝也；敬兄，弟也。儒家學說，欲使人本其愛親敬兄之知己而擴年夜之，由家庭以及其國家，以及全人類，進而至于年夜同，所謂親親而仁平易近，仁平易近而愛物也。然博愛人類進至年夜同之境，乃以愛親敬兄之知己瑜伽場地良能為其始基，故曰孝弟為仁之本。孟子謂愛親敬長，達之全國則為仁義，又謂事親敬兄為仁義之實，與有子之言相合，此儒家一貫之理論也。
按：其說甚諦。儒家以為，品德非入迷諭，非出律法，乃自內在感情，即所謂仁心或知己推擴而得。故王弼釋“孝弟為仁之本”云：“天然親愛為孝，推愛及物為仁也。”（見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引王弼《論語釋疑》）儒家所以重視親情，親情所以自內而外層層推擴者，以此。
據此層層推擴之親情，制訂由重而輕之分歧規范，此即禮制。禮制之表現于外，最要者厥惟喪服。喪服五等（斬衰、齊衰、年夜功、小功、緦麻），漸次減殺，所謂“上殺、下殺、旁殺而親畢矣”，親親，尊尊，長長，男女之有別，即由此而顯，是謂“人性之年夜者”。（按：反動元勛章太炎以《孝經》、《年夜學》、《禮記•儒行》、《儀禮•喪服》為“國學之統宗”，正著眼于此。 ）各等喪服，以圖示之，是謂五服圖或服圖。中華法系準乎禮，《唐律》為其代表。故《四庫撮要》云：“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，以為收支得古今之平。”
“刑律之有服圖，自元王元亮重編《唐律疏議》，首列五服之制年代及三殤等圖始。”明、清律仍之。清末新刑律，則依修訂法令館japan(日本)顧問岡田朝太郎之意，于服圖“改易殊甚”，君直年夜不以為然。論曰：
推其意圖，不過依靠japan(日本)，欲改中國舊有之服制，而以尊親屬、親屬之名易之。其言服圖，亦惟借期功、緦麻諸服，以為稱親屬者舉例耳。故于尊親屬之祖怙恃、怙恃、外祖怙恃，親屬之夫妻，皆不言服圖。殊不知岡田朝太郎意在導我析言破律，亂名改作，以敗壞中國之人倫，故欲往服圖。何如修訂法令諸臣，卒受其紿而不悟也？
japan(日本)所謂尊親屬、親屬如此，較中國五服之制為單簡，遠缺乏以盡親親、尊尊之別。服圖既易，刑律自亂，人倫終將因之而往。是可忍，孰不成忍也？君直于是痛斥岡田，云：
吾不得不警告之曰：服圖為吾中國刑律所獨有，茍居中國往人倫，雖無服圖可也，顧刑律亦無所用之也。如欲以刑律治中國，則服圖與禮教相輔而行，不容稍有改易。雖服圖出于明律，多非舊制……然自明至今，行之五百年矣，一旦是以并無斬衰齊衰諸服之草案，遽以責備服圖，則是不克不及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。其不知務孰甚？是故為刑律計，我資政院惟有補正總則，追加服圖，以副皇上“凡我舊律，義關倫常諸條，不成率行變革”之諭旨。然后再舉服圖所掉次序遞次奏改……則善之善者也
為中國之禮教人倫，年夜聲疾呼，其情如繪。
三、經學
晚世通儒馬一浮有曰：
古之所謂學者，學道罷了。文者，道之所寓。故曰：“文武之道，布在方策。”“文王既沒，文不在玆乎？”六經，文也。明其道，足以易全國，如孟子者，方足以當經術。公孫弘、倪寬、匡衡、張禹之徒，缺乏言也。學足以知圣，守文而傳義，如子夏者，方足以當經學。博士之學，缺乏言也。
以此為準，如君直者，足當經學之目。
《禮議》附錄最后一篇為〈駁刑律罰金議〉，謂罰金即古贖刑，《周禮秋官•職金》有“金罰”、“貨罰”，《尚書•呂刑》則謂之“贖刑”。《史記•五帝本紀》裴骃《集解》引馬融曰：“意善教學功惡，使出金贖罪。”《晉書•刑法志》載張裴注《律表》云：“五刑不簡，正于五罰；五罰不服，正家教于五過。意善功惡，以金罰之。”君直謂“尋繹‘意善功惡’之義。惟過掉罪為近，疑罪次之”，復舉《唐律•鬪訟篇》、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以證之。而法令館所奏《刑律草案》既知“居心與過掉有別”，“迺內亂罪有‘豫備陰謀，受中國之號令委任與外國商議，若圖本身或外國之好處，居心議定晦氣中國之條’者，及‘中國臣平易近意圖使中國領域屬于外國，而與外國開始商議’者，以舊律言之，為十惡之謀叛”，而今“既從寬典，又令罰金”，“是欲以上之鬻獄勸下之賣國也”。君直就此曰：“夫賣國之奴，何患無財；縱使無財，而既為敵用，詎有不愿代輸者？故罰金缺乏以制階下囚之命，而足以生奸宄之心。倘知事成獲利無窮，事敗不過出金贖罪，從此肆無忌憚，國家之患將何底止？”要之，“使新律罰金之說果行之于內亂罪，則可以無君；果行之于殺傷罪，則可以無父”；此律若行，則“綱常名教皆可棄如敝屣”，“徒為亂臣賊子地”耳。言之可謂痛切。
君直有〈金作贖刑說〉一文，用戴熙《古泉叢話》所載古錢，及吳年夜澂所躲黃金方寸，以舞蹈場地見贖刑之范圍，及所用以贖罪之物。謂“戴文節熙《古泉叢話》所載‘肉化’”，據此“化”字之金文，可知此古錢即為“周贖刑金也”。《周禮•秋訴訟寇•掌戮》云：“凡殺其親者，焚之；殺王之親者，辜家教之。”君直謂“《周禮》迺周公致承平之書，不欲斥言弒逆”，故其所謂殺其親者，乃指不孝之罪；所謂殺王之親者，乃指不忠之罪。“若曰不忠不孝，五刑莫年夜，不得援〈職金〉‘金貨’、‘罰貨’之文，概予收贖。”（按：《周禮•秋訴訟寇•職金》云：“掌受士之金罰、貨罰，進于司兵。”）又曰：“《隋書•刑法志》載齊律，又列重罪十條，其犯十者，不在八議論贖之列。義蓋昉此。吾是以知‘化’之為周贖刑金也。”（按：原文作“吾以知是”，顯為手平易近之誤，玆乙正。）又舉吳愙齋（年夜澂）所躲“黃金方寸，面有‘陰識’二字”者，謂其上之金文乃“郢”字，而楚之都郢，始于文王熊貲，“此楚鍰也而用黃金，恐黃金贖刑為年齡后制”。復引《周禮•職金》“金罰、貨罰，進于司兵”之文，《國語•齊語》管仲對齊桓公之問，《淮南子•泛論訓》“令輕罪者贖以金分”之語，謂殆皆指銅言之。至《三國•晉志》“載陳群〈新律序〉所謂‘〈金布律〉有罰贖進，責以呈黃金為償科’”，可知漢時以黃金贖罪。又曰：
更考《個人空間漢書•蕭看之傳》有議贖罪云：“故〈金布令甲〉曰：‘邊郡數被兵，離饑冷，夭絕天算，父子相掉，令全國共給其費。’”迺知黃金贖罪自武帝始。故〈貢禹傳〉有“武帝費用缺乏，使犯罪者贖罪”，如此。鄭君嘗為《漢律章句》，其言“贖逝世罪，金三斤”，必用〈金布律〉文，而《晉律》仍之。故《御覽•刑法部》引《晉律》曰：“贖逝世金二斤”也。固卓然無可疑者。然以郢爰言之，則年齡時已然。
經此考證，可知贖金之僅用于輕罪，及所謂金，原指銅，漢時始用黃金。故篇末云：“此金識所以有功于經史也夫！”所謂“守文而傳義”者，非歟？
君直禮學之精，即上述諸例而可見。所謂禮，實乃社會生涯之規范。復雜之禮制，其本在于男女居室，故《易•序卦》曰：“有六合，然后有萬物；有萬物，然后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婦；有夫婦，然后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有高低；有高低，然后禮義有所錯。”禮之本既在于夫婦，故《禮記•內則》謂“禮始于謹夫婦”。夫婦之道，始于昏禮。故曰：“昏禮者，將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廟，而下以繼后世也。故正人重之。”（《禮記•昏義》）昏禮則莫重于親迎。君直〈昏禮親迎議〉一文，闡釋甚精。云：“昏禮成于親迎，親迎必以昏時，故名曰‘昏’。《禮疏》引鄭《目錄》云：‘士授室之禮，以昏為期，因此名焉。必以昏者，陽往而陰來，日進三商為昏。’故知士授室之禮，得名為昏，由用昏時。而經言‘初昏’，記言‘以玆初昏’，皆在親迎之初，又知用昏時為親迎。”用昏時之取義，則在“陽下陰”。《白虎通•五行篇》云：“授室親迎，何法？法日進，陽下陰也。蓋日進之時，陽往而陰來，為陽下陰。授室親迎，婿往而婦來，亦為陽下陰。惟陽下陰，取法日進。故授室親迎，在于昏時。”《詩•匏有苦葉》箋、〈東門之揚〉箋，皆謂親迎在昏時。可知鄭康成《目錄》所謂“以昏為期”，“即指親迎而言”也。“且非惟授室之禮，得名為昏也；即婚姻之‘婚’，亦因昏時行禮得名。”自《白虎通•嫁娶篇》可證。“因親迎于昏時，婿往婦家，即謂之‘婚’。則昏禮莫重于親迎，斷可知矣。”鄭君為士昏禮撰《目錄》，“故但就士授室言之。其實皇帝娶后，諸侯娶夫人，既名為年夜昏，必亦于昏時親迎”。《白虎通•嫁娶篇》云：“皇帝下至士，必親迎授綏者何？以陽下陰也。欲得其歡心，示親之心也。”于是可知：“親迎之禮，皇帝、諸侯同之，不僅士昏禮為然也。”此文作于禮學館時，以禮經世之專心，灼然可見。
長沙葉煥彬（德輝）為善化皮鹿門（錫瑞）《六藝論疏證》作序，云：
余嘗言，自漢以來傳孔子之道者，有四學。四學者，今文學、古文學、鄭氏學、朱子學也。秦火之厄，漢初諸儒，壁躲口傳，萌芽漸箸于竹帛，當時讀者以隸1對1教學書釋之，謂之今文。今文者，對古文而揚名也。自后古文之學，別為大批，門戶紛爭，相互攻駁……故終漢之世，師說更甚，而經學愈衰。至鄭氏康成出，始一掃而空之。于是集今古之年夜成，破經生之拘陋……吾友皮鹿門孝廉，好學沉思，邃于經術，于余所言四者，皆融洽而貫通之。生平著作等身，實事求是，而于鄭氏遺說，類皆有所發明。
君直著作，固未若鹿門之富，然“好學沉思，邃于經術……于鄭氏遺說類皆有所發明”如此，移用于箋經室，雖或不中，亦不遠矣。
〈泰誓〉者，論者多以為乃后出，不在伏生今文《尚書》二十八篇之中。君直讀書心細，云：《七略》所言，乃“今〈泰誓〉”，非“今文〈泰誓〉”。《文選•劉子駿〈移書讓太常博士〉》李善注引《七略》云：“孝武天子末，有人得〈泰誓〉書于壁內者，獻之。與博士，使贊說之，因傳以教，今〈泰誓篇〉是也。”君直即此曰：“于是以今〈泰誓〉為今文〈泰誓〉，遂謂伏生今文無〈泰誓〉，不思甚矣。”伏生《尚書年夜傳•洛誥》明言：“《周書》自〈泰誓〉就〈召誥〉而盛于〈洛誥〉也。”此為“今文有〈泰誓〉之證”。且今文家說文字，多有與〈泰誓〉雷同者，故曰：
可知今文有〈泰誓〉，傳自伏生，故西經諸儒征引不絕，太史公且據以作本紀、世家。若《七略》所言，與劉歆〈移書讓太常博士〉所謂〈泰誓〉后得，博士習而贊之，迺指壁中古文。〈尚書序•疏〉引王充《論衡》及《后漢史》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：“宣帝本始元年，河內男子有壞老子屋，得古文〈泰誓〉三篇。”是其事也。故鄭君知之。故《書論》云：“平易近間得〈泰誓〉。”（<書序•疏）引）又《六藝論》云：“至武王渡河，白魚躍；文王赤雀，止于戶。”〈洛誥〉注云：“文王得赤雀，武王俯取白魚，皆七年。”（《詩•文王疏》引）……知鄭君所引，皆孔氏古文。
君直又謂：孔穎達〈書序•疏〉既引鄭玄《書論》，“復云：《別錄》曰：‘武帝末，平易近有得〈泰誓〉書于壁者，獻之。與博士，使贊說之。數月，皆起傳以教人。’殆欲使后世好學沉思者，心知平易近間所得〈泰誓〉為真古文，有安國傳為之證。蓋孔穎達時，猶見李長林 [颙] 《尚書集注》講座場地，其于〈泰誓〉，用真孔安國經傳。”所以不說破平易近間〈泰誓〉為會議室出租真古文者，乃因《尚書正義》為奉敕撰，“詔用偽孔安國古文，遂不得不誣壁中〈泰誓〉為今文，且斥為偽，勢也”。按：這般論斷，分析進微，足為鄭學張目。
〈無適無莫解〉一文，發揮鄭義至精。《論語•里仁》：“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”皇侃《論語集解義疏》何晏注曰：“言正人之于全國舞蹈教室，無適無莫，無所貪慕也，唯義之地點也，”君直按曰：“‘無所貪慕’四字，何晏襲鄭注義，而未知鄭之專釋‘無莫’也。”引《經典釋文》云：“適，鄭本作‘敵’。莫，音‘慕’，無所貪慕也。”復引釋玄應《眾經音義》“適莫”下云：“‘適’亦‘敵’也，‘莫’猶‘慕’也。”按曰：
“適”之訓“敵”，“莫”之訓“慕”，即本鄭注。蓋“適”“敵”字同，“莫”“慕”聲轉，例得通訓。鄭注之義：敵，當讀如“仇敵”之“敵”，謂偏于惡者；慕，當讀如“貪慕”之“慕”，謂偏于愛者。故慧苑《華嚴經音義》“無所適莫”下云：“《蜀志》諸葛亮曰：‘事以無適無莫為平。情面苦親親而疏疏，故適莫之道廢也。’”蓋但知疏疏，即有偏于惡，而若仇敵者；但知親親，即共享空間有偏于愛，而若貪慕者；則無適無莫之道廢矣。《后漢書•劉梁傳》：“有愛而為害，有惡而為美。是以正人之于事也，無適無莫，必考之以義焉。”劉梁、諸葛亮言無適無莫，皆就事渾言之，明愛惡之當得其正。若析言之，則結交用人，皆不成有適莫之見。
復引《后漢書•李固傳》、《白虎通•諫諍篇》、《風俗通•十反篇》諸例，以見結交用人，皆須無適無莫，“所謂愛惡之得其正也”。按：此解訓詁、義理交相映發，鄭君、朱子之長，可謂兼而有之者也。
《論語•述而》曰：“子曰：文莫吾猶人也。”何晏《論語集解》：“莫，無也。‘文無’者，猶俗言‘文不’也。”邢昺疏曰：“時呼‘文不勝人’為‘文不’也。”君直按曰：
以“文不勝人”為“文不”，雖宣圣時文義古奧，斷不至作歇后語。注疏家說非也。楊慎《丹鉛總錄》引晉欒肇《論語駁》曰：“燕齊謂‘勉強’為‘文莫’。”《方言》七：“侔莫，強也。北燕之外郊，凡勞而相勉，若言‘盡力’者，謂之‘侔莫’。”“侔莫”即“文莫”。古以聲轉為訓：“黽勉”轉“密勿”，“密勿”轉“蠠沒”，“蠠沒”轉“懋慔”，“懋慔”轉“劺莫”，“劺莫”轉“文莫”，皆取“勉強”之義。而“文莫”即“忞慔”之省叚。《說文》：“忞，強也。慔，勉也。”互訓之，則《廣雅•釋詁》所謂“文，勉也。莫，強也。”故古讀以“勉強”為“文莫”也。劉氏臺拱《[論語]駢枝》曰：“文莫，行仁義也；躬行正人，由仁義行也。”劉意：文莫，即勉強而行之；躬行正人，即安而行之。夫子循循善誘，謙不自居安行，但自承為勉強而行，而即以“勉強而行”勸學。〈述而〉一篇，皆為勸學而言。
聲訓義訓，宛轉相生；訓詁義理，皆厘然有當，正如其從弟叔彥所謂，“博稽群書，通貫流源，沉潛重複古經師訓義，不以己意穿求崖穴”者也。
至晚世今文家言之“以己意穿求崖穴”，荒誕不經者，則辟之生怕不力。南海康有為撰《孔子改制考》，風行一時，君直以為厚誣孔子，謂漢人所謂孔子改制，乃“為漢制作”，其說始自今文家徐彥之為《公羊問答》。徐氏述《年齡說》云：“宓羲作八卦，某合而演其文，讀瑜伽教室而出其神，作《年齡》以改亂制。”又云：“某攬史記，徵引古圖，推集天變，為漢帝制法，陳敍圖錄。” 又云：“某水精治法，為赤帝功。”又云：“黑龍生為赤，必通告象，使知命。”又云：“經十有四年，西狩獲麟，赤授命，倉掉權，周滅火起，薪采得麟。”凡此“皆今文家以《年齡》為漢制之證”。然猶可云，此乃漢人媚其本朝之言。而據《后漢書》，公孫述、郅惲、蘇竟之徒，亦以孔子為漢而作《年齡》。諸人“生丁王莽篡立之年，光武未興之會，何取于媚漢而所言這般其同。可知今文家為漢制作之說，西漢人久有之矣。惟久有之，可知董仲舒《年齡繁露》所言改制，皆謂為漢制作，理章章矣共享空間。何得拘文牽義，泥‘孔子立新王之道’一言，以帝制自為誣孔子耶？”所言證據確鑿，實不成易。
君直以為，南海康氏“既以帝制自為誣孔子，復欲以王者自居誣之，故于素王亦創很是異義可怪之論”，不成不辨。于是警告之曰：“‘素王’二字，亦自今文家稱孔子作《年齡》始。”引《年齡緯》曰：“麟出周亡，故立《年齡》，制素王，授當興也。”又《孝經•鉤命訣》曰：“吾作《孝經》，以素王無爵祿之賞、斧教學鉞之誅，故稱明王之道。”《論語崇爵讖》曰：“子夏共撰，仲尼微言，以當素王。”凡此皆今文家讖緯之言。至晉，杜預為〈年齡序〉，始以王者自居疑孔子，曰：“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，修《年齡》，立素王，邱明則為素臣。”又曰：“子路使門人為臣，孔子以1對1教學為欺天，而云‘仲尼素王，邱明素臣’，又非通論。”君直謂：“蓋預習聞漢世諸儒皆用今文家說”，而云然也。所謂素王，乃古語，意謂“圣而不王”，“故七十子以此推尊孔子耳”。復引《史記•殷本紀》云：“伊尹從湯，言素王及九主之事。”《左傳》賈逵注云：“八索，素王之法；九丘，亡國之戒。”劉熙《釋名•釋典藝》云：“八索：索，共享會議室素也。著素王之法，若孔子者，圣而不王，制此法者有八也。九丘：丘，區也。區別九州之土氣，教化所宜施者也。此皆三王以前上古羲皇時書也。”君直據此以為：“然則上古羲皇時書，已有著素王之法者。《莊子•天道篇》所謂‘玄聚會場地圣素王之道’是也。七十子以孔子圣而不王，又制《年齡》，適與相若，故以‘素王’為推尊之辭。當時年夜義，今文家傳之，漢魏間傳今文學者亦無不知之”。故曰：“杜預以前，從未有以王者自居疑孔子也。”然太史公作《素王妙論》（據《隋書•經籍志》“五行類”，梁有“太史公《素王妙論》二卷，亡”），豈非自居于王者？君直答曰：“太史公既以《史記》比《年齡》，則《素王妙論》容或自比于孔子，要亦知為‘圣而不王’之稱，故以自比……豈有自居王者，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哉？則太史公時，素王非王者之稱可知矣。”駁南海康氏“素王”之說，面面具到，可謂“學足以知圣”也。
四、后案
欣夫丈跋《箋經室遺集》，有曰：“師長教師之書，于維持禮教，獨具苦心，而故國之思，一篇之中，三請安焉。朱彊村嘗謂‘師長教師具子政、稚圭之經術，曡山、所南之懷抱’，可以概其生平矣。”所論至當。
近人汪辟疆（國垣）雅善論詩，云：“吳縣曹君直，三《禮》專家，以其余事，步武玉谿，選藻摹聲，可亂楮葉。”又謂君直詩“工處時出李希圣雁影齋上。專事摘艷熏噴鼻，托于芳香悱惻”。 推許可謂甚至（按：湘鄉李希圣亦元，以昆體著于時，有《雁影齋詩》）。
君直集中，多有集義山句以抒其悱惻之情、幽憂之思者。其〈秘殿集李義山句〉弁言云：“修門十載，更歷萬狀；欲言不敢，為思令郎；長歌當泣，取近婦人；托旨閨幨，從事義山。雖效尤西昆，挦撦彌甚；而曲終奏雅，義歸麗則。所謂國人盡保展禽，酒坊無疑阮籍，玉谿生儻許我乎？作〈秘殿篇〉。”其四、五首云：
清月依微噴鼻露輕，龍池賜酒敞云屏。沈噴鼻夾煎為庭燎，天主鈞天會眾靈。
玉璽不緣歸日角，金蓮無復印中庭。回廊檐斷燕飛出，十二玉樓無故釘。
永巷長年怨綺羅，風光本日兩蹉跎。從來此地黃昏散，看斷平時翠輦過。
滄海月明珠有淚，長亭歲盡雪如波。鴛鴦可羨頭具白，一夜芙蓉紅淚多。
〈又集李義山句〉第一首云：
翠減紅衰愁殺人，殘花嗁露莫留春。后堂芳樹陰陰見，白發如絲日日新。
楚雨含情皆有托，賈生才調更無論。看封諫草歸鸞掖，往作長楸走馬身。
身負修禮重擔，而心知狂瀾之既倒，挽回之難必。長歌當哭之情，知其不成而為之之意，波折傳出。
辛亥鼎革后所作〈掉題〉云：
十年案牘枉勞形，政事堂前夢已醒。往禮早知將壞國，發言深愧是盈廷。
子之不免難免欺燕噲，杜宇終教讓龞靈。欲起辨亡無可語，悶來定對九峰清。
〈乙卯重進都門感賦〉云：
羈魂怕聽年夜招些，重進修門足歎恨。坐惜山河非故國，回看冠蓋尚京華。
尊前遺事談天寶，座下流人見永嘉。瑜伽教室獨有靈和舊楊柳，迎來送往總成衙。
〈甲寅元日〉之三云：
垂絕華夏一線縣，豈惟君若綴旒然。百年禮樂淪夷俗，萬古綱常黜圣權。
誤欲更換新的資料先掃地，轉教泯夏肆滔天。請看海內人倫始，要待東都建武年。
（自注:“將掃地而求更換新的資料”，語見《中說·述史篇》”）[1]
疊山、所南之懷抱，皎然可見。“誤欲”、“轉教”一聯，誠慨乎其言之。目擊而心傷者，非僅所仕之朝之傾覆，蓋尤在五千年禮樂軌制、文明文物，隨之而俱往也。
注釋：
[1]上書，卷十九，頁十下。按：王通《文中子•述史篇》：文中子謂，其父銅川府君（名隆，字伯高，著《興衰要論》），“書五國并時而亡，蓋傷先王之道盡墜。故正人年夜其言，極其敗，于是乎掃地而求更換新的資料也”。君直反用其意，蓋謂維新諸人，欲掃地而求更換新的資料，于是廢禮樂，黜綱常，一切舊制舊法，除之生怕不盡，而不知適得其反，以致蠻夷猾夏，洪水滔個人空間天也。
責任編輯：柳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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